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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奸罪违宪理由曝光 国家公权力不应长驱人民卧房-ktv公主图片

通奸罪违宪理由曝光 国家公权力不应长驱人民卧房

刑法通奸罪是否除罪,司法院大法官29日宣示,包括刑法第239条、刑事诉讼法第239条但书规定,与宪法第22条、第23条比例原则不符,也与宪法第7条保障平等权之意旨有违,原释字第554号应予变更,故刑事诉讼法第239条但书规定,也应自解释公布日起失效。也就是说,未来刑法通奸罪之诉,法官可做免诉之判决。▲刑法通奸罪经大法官释宪后,宣告违宪。(图/记者杨佩琪摄)大法官认为,刑法第239条规定「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,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其相奸者亦同。」对宪法第22条所保障性自主权之限制,与宪法第23条比例原则不符,应自解释公布之日起,失其效力。于此范围内,释字第554条号解释应予变更。另刑事诉讼法第239条但书规定「但刑法第239条之罪,对于配偶撤回告诉者,其效力不及于相奸人。」与宪法第7条保障平等权之意旨有违,且因刑法第239条规定已宣告违宪失效而失所依附,故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。刑法第239条部分,婚姻制度具有维护人伦秩序、性别平等、养育子女等社会性能,亦具有使配偶双方在精神上、感情上与物质上相互扶持的功能。因此国家为维护婚姻,非不得制定相关规范,以约束配偶双方忠诚义务履行。该规定以刑罚制裁通奸及相奸行为,目的在约束配偶双方履行互负婚姻忠诚义务,以维护婚姻制度及个别婚姻的存续,目的正当。不过大法官认为,虽然有一定程度吓阻通奸、相奸行为,但配偶双方忠诚义务不等于婚姻本身关系,一方虽然有违反忠诚义务,可能危害或破坏配偶间的亲密关系,尚不当然妨害婚姻存续,因此就维护婚姻制度获个别婚姻关系的目的来说,手段的合适性较低。国家以刑法制裁违法行为,不应损及个人感情。婚姻制度的社会功能已逐渐相对化,宪法也保障人民享有不受国家恣意干预婚姻自由,包括「是否结婚」、「与何人结婚」等。婚姻成立以双方感情为基础,能否维持和谐、圆满,有赖婚姻双方的努力与承诺。即便婚姻中配偶一方违背婚姻承诺,虽已损及婚姻关系中原应信守之忠诚义务,并有害对方之感情与对婚姻之期待,但尚不致明显损及公益。故国家是否有必要以刑法处罚通奸行为,尚非无疑。透过刑事处罚吓阻通奸行为,得以实现之公益尚属不大。反之,作为刑罚规范,不仅直接限制人民之性自主权,且其追诉审判程序亦必然干预人民之隐私。再者,通奸及相奸行为多发生于个人之私密空间内,不具公开性。其发现、追诉、审判过程必然侵扰个人生活私密领域及个人资料之自主控制,致国家公权力长驱直入人民极私密之领域,严重干预个人之隐私。因此对性自主权、隐私之干预程度及所致之不利益,整体而言,实属重大。另外,因国家权力介入婚姻关系,反而可能会对婚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。该规定限制所致之损害显然大于其目的所欲维护之利益,而有失均衡。刑事诉讼法第239条但书部分,其立法考量,无非在于使为顾全夫妻情义之被害配偶,得以经由对通奸配偶撤回告诉之方式,促使其婚姻关系得以延续。但对通奸配偶撤回告诉的效力是否及于相奸人,与具体婚姻关系是否延续,并无实质关联。被害配偶于决定是否对通奸配偶撤回告诉时,通常多已决定嗣后是否要延续其婚姻关系。仅对相奸人追诉处罚,往往只具报复之效果,而与其婚姻关系之延续与否,欠缺实质关联。况且在相奸人被追诉审判过程中,法院为发现真实之必要,以证人身分传唤通奸人到庭作证,进行交互诘问,此一过程可能加深配偶间婚姻关系之裂痕,对挽回配偶间婚姻关系亦未必有实质关联。因此对本应为必要共犯之通奸人与相奸人,因其身分之不同而生是否追诉处罚的差异,致相奸人可能须最终单独担负罪责,此等差别待遇与上述立法目的间欠缺实质关联,自与宪法第7条保障平等权之意旨有违。另该规定的适用,以刑法第239条合宪有效为前提。刑法第239条一违宪,但书便应自解释公布日起失其效力。另外,刑法第239条与刑事诉讼法第239条但书,并未因受规范者之性别而异其效力,属性别中立之规定。目前实务上通奸及相奸罪之成立,以男女共犯为必要,其男女人数理应相当,惟其长年实际适用结果,女性受判决有罪之总人数明显多过男性。因此刑事诉讼法第239条但书实际适用结果,长期以来,呈现性别分布显著失衡之现象,显现女性于通奸及相奸罪之诉追、审理过程中,实居于较为不利之处境。因此刑法第239条、刑事诉讼法第239条但书,与宪法增修条文第10条第6项,促进两性地位实质平等之要求,是否相符,确有疑义。不过既然该2项规定已宣告违宪失效,性别失衡问题将不复存在。